历史上浙大办学点的特殊地理位置，他多方奔走积极建议，后经市政府同意，用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名命名新桥，以纪念浙江大学西迁遵义的历史，并且委托岳父与浙江大学联系。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王宽福先生来到遵义寻访故地。在参观即将建成的大桥时，岳父委托他向浙大方面转达这里的建桥情况，帮助促成此事。果然，他回去不久，浙大发来传真函，同意大桥命名，并且寄来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题写的“可桢大桥”字样原件以及有关资料图片。 

　　至今二十多年过去，这座具有文化特色的可桢大桥，已然是遵义纪念浙大西迁历史的重要标志。 

　　此后，王宽福先生与岳父，因为“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渊源，你来我往，一直保持联系，成了好友。2009年，岳父随“遵义市老干部旅游团”去杭州，他们还见过面。

　　三

　　日月如梭，那些曾经随着父辈走过西迁路，在遵义、湄潭成长、生活过或者出生于斯的浙大人的下一代们，随着历史的年轮驶过沧桑岁月，已经成长起来。包括王宽福在内的许多人，继承父辈的事业，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浙大人”。虽然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但是他们依然自豪地称自己为“西后代”。而王宽福则成为“西后代”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2018年6月，为了纪念浙江大学西迁八十周年，王宽福率浙江大学“西后代”寻访团，“铭记西迁历史，传承求是精神”，重走西征路，来到遵义、湄潭，寻访历史遗迹，包括办学点、办公点、宿舍等相关遗址，开展纪念活动，重温西迁历史。 

　　那段时间，在遵义媒体的一些报道中，不时可以看到他们重返遵义活动的新闻和图片介绍，其中一张图片引起我的注意。那是在何家巷浙大办学旧址前，看到白发苍苍的王宽福先生精神矍铄，胸前挂相机，有力地挥着手，向周围的人侃侃而谈…… 

　　寻访活动之余，王宽福先生多方打听，寻找“学兄”何柱承。但岳父已经于2010年故去，他们失去了联系。 

　　我退休后，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写作。在专注其它历史的同时，亦涉入“浙大西迁”历史文化领域，写有几篇与浙江大学西迁有关的文字。和许多不认识的人寻找我的故事一样，未曾谋面的王宽福先生，也是运用网络这个万能的媒介，通过我的文章寻找到联系方式。 

　　2018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正在遵义进行重访活动的王宽福先生打来的，约我见面。彼时，我居住紧邻水井湾的府后山市政府家属院，几步路的工夫，便来到法院街的华雅酒店。后来我想，为什么他不住在近处、档次高一点的遵义宾馆呢？应该是王宽福先生再返故地，住在水井湾同一条街上，距离他原来的“家”更“近”一些！ 

　　此行距王宽福先生2001年第一次返遵寻根，又过去十七年，他已逾古稀之龄。在空间不大的客房，文质彬彬且两鬓染霜的王宽福夫妇热情接待了我，请我喝龙井茶。我告诉了岳父故去的情况，他谈到他们的交往，我才知道眼前这位王宽福先生，正是我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的那位博士生导师。 

　　临别，王宽福先生赠我一本王仁东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松篁诚笃》。王仁东是王宽福的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应用力学家，我国化工机械学科的开拓者。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王仁东携妻带子，投奔时在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后随校迁往遵义。由于他的努力，到浙江大学第二年，被竺可桢校长破格从副教授特聘为教授。1946年，他经竺可桢校长推荐，公费去美国考察、进修，曾兼任美国西北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国，他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科协副主席等，还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他去世后，经浙江大学党委决定，浙江省委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