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建邺区金地名京幼儿园的老师为小朋友点朱砂（新华社/图）

　　安琪认为，应提高补贴金额，适度增加三孩补贴，并探索覆盖一孩家庭的可能性，以增强政策激励效应。同时，逐步放宽申请条件，将长期在一地工作的非户籍人口纳入范围，提高政策的包容性。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则强调，育儿补贴政策需兼顾公平性与地域性。我国生育率呈现“东低西高”的区域差异，相较于大城市，县域和农村更能通过补贴提升生育水平，但这些地区往往面临财政压力。因此，他建议建立国家生育支持基金，探索“财政支持+多元资金来源”的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倾斜。在一线城市和财政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率先试点一孩生育补贴。 

　　西南交通大学讲师范文婷指出，育儿补贴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补贴来源、对象、金额、方式和类型等要素的科学设计。她认为，政策制定既要考虑地方财政承受力，也要兼顾群众实际需求，才能提升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在完善配套政策方面，雷安琪建议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并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联合出资建立长期保障机制。同时，应探索税收减免、住房支持、职场友好等综合措施，形成长效激励体系。 

　　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孙中锋进一步指出，提高生育意愿不仅依赖补贴，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的全面支持。他建议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支持力度，增加专业普惠托位供给；同时在社保、就业、医疗等方面强化保障，例如对育儿父母的社保给予补贴，对招聘育龄女性的企业提供补助，提高未成年人的医疗报销比例等。孙中锋强调，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最终需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帮助公众理解并支持相关政策。 

　　据人民论坛报道，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我国可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提升生育率不能依赖单一措施，而需经济、社会、法律等多方面协同发力，营造“生得起、养得好”的友好环境。其中，减轻家庭直接养育成本是关键环节。发达国家普遍通过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来支持育儿家庭。例如，日本长期实施儿童津贴制度，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按月发放补助：0—3岁每孩1.5万日元，3岁以上至高中毕业每孩1万日元，第三孩补助提高至3万日元，从而有效分担抚养开支。新加坡则推出“婴儿花红”计划，为新生儿提供现金奖励和育儿账户匹配资金，并给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