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图）

　　此外，没人带孩子也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痛点。托幼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父母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不敢贸然要孩子。最后，婚育观念的转变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当代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质量，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淡化，不少人选择晚婚、不婚或丁克（自愿无孩）生活。据民政部数据，我国结婚登记对数自2013年起连年下滑，2013年结婚1347万对，到了2024年仅610.6万对。据人民论坛报道，在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已提高至28.67岁，婚育年龄推迟，女性的最佳生育时间将被压缩，降低了生育多胎的可能性。种种因素叠加，使得生育的“成本-效用”账越算越不合算，年轻人普遍进入“成本约束型低生育”时期。

　　人民论坛报道认为，新的教育理念也对出生率产生了影响。当前，“精养模式”已成为普遍的养育方式，其背后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社会心理。一些家庭在教育竞争中处于焦虑状态。叠加上养家的压力，不少父母在住房空间不足、幼儿照料缺乏、陪伴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面临育儿过程中诸多现实挑战。如果抚养第一孩已让父母尤其是母亲，感受到更多辛苦甚至痛苦，那么二孩、三孩所需的额外精力与成本便使许多家庭望而却步。

　　低福利预期同样是造成低生育态势的重要因素。从本质上看，生育原本蕴含一定的福利属性，子女的成长会为家庭带来多方面的效益。然而，随着养育模式、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演变，生育的效用逐渐下降，甚至在与父辈付出的高昂成本、巨大代价和个人牺牲相比时，呈现出“负效用”。这种成本与收益失衡的感受，使得不少原本具备生育潜力的家庭缺乏“生育热情”。

　　据上观新闻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总结，当前生育意愿低的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想生”，即生育内驱力不足。部分年轻夫妻将孩子视为一种高成本、低效用的“耐用消费品”，因此选择不生或少生；第二类是“不能生”，约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0%；第三类则是“想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