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屯（杨 舰/摄）

　　了海龙屯的独特性，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东方智慧。

　　土司学的“百科全书”与边疆治理的活态标本

　　作为中国土司遗产的典型代表，它既似一部“百科全书”，又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物化表达”。 

　　制度史价值：海龙屯的制度史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是中国土司制度从兴起到终结全过程的“制度标本”，并以其遗址群、文献与考古成果，为研究“国家—地方”关系提供了连续时空样本。一是海龙屯遗址见证了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三种治理模式的交替，时间跨度长达344年。二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的“制度实验室”。屯内出土“示禁碑”“赏赐碑”等碑刻，记录了中央对土司的授权、惩戒与赏赐；战后海龙屯被毁、播州改流，标志中央重新确立直接治理。三是“因俗而治”治理智慧的实体案例。海龙屯的布局兼具军事（关隘、屯堡）、行政（衙署）、祭祀（家庙、玉皇阁）功能，体现了“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治理思想；遗址中出土的景德镇瓷器与地方陶器并存，反映土司政权在物质文化上“既连中央又接地气”的双重角色。四是土司制度下“世袭政治”的微观标本。杨氏27代30世725年连续统治，其世袭合法性通过海龙屯的宫殿规模、墓葬形制（如杨粲墓）不断强化。考古发现的新王宫、校场坝、仓储区等，揭示了杨氏土司如何以家族为核心，运转行政、军事、司法等公共职能，成为研究“世袭官僚制”的实体模型。 

　　军事史价值：海龙屯的军事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城堡”本身，更在于它完整承载了宋、元、明三朝西南边疆战争的攻防逻辑与制度变迁，是研究中国古代山地军事防御体系的“活教材”。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从“抗蒙山城”到“反明堡垒”，实现战争功能的历史转型。1257年，杨氏土司奉南宋朝廷之命修建海龙屯，作为抵御蒙古南下的一道屏障。万历年间，杨应龙将其扩建为对抗明军的最后据点，屯内新王宫、校场、粮仓、军火库等设施齐备，成为地方政权挑战中央的军事中枢。二是成为“平播之役”主战场。明廷调集8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攻，耗时114天，耗费白银147万两，伤亡4万余人。明军使用云梯、火炮、挖掘地道等多种战术，守军依托天梯、飞虎关等险隘层层阻击，以滚石、火攻反击，最终杨应龙自缢、焚宫，城堡陷落，土司政权覆灭。海龙屯是研究明代大军团山地作战、攻防转换的实战样本。三是军事组织与后勤制度的实证材料。杨氏长期实行“兵农合一”制度，海龙屯周边分布大量“屯”“堡”“哨”遗址，体现土司自营的军事屯田体系。考古发现大型粮仓、兵器库、马厩、水井，说明其具备在长期围困下的自给能力。出土明代边军棉甲片、马骨、火铳残件，反映当时南兵北调、火器使用与骑兵配置等军事细节。 

　　多学科交叉价值：海龙屯不仅是“土司制度”的物化样本，更是一座天然的“多学科交叉实验场”。十年间，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