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屯三十六步天梯（杨世龙/摄）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活态见证

　　海龙屯并非孤立的山城，它是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结晶，更是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场。 

　　海龙屯的军事防御体系是古代山地筑城防御的智慧之作。海龙屯建在遵义龙岩山巅，又叫龙岩囤。龙岩山四面陡绝，地势险峻，只有山后一条窄径可以攀缘，易守难攻。始建于南宋末（1257年）的海龙屯，充分利用龙岩山独特的地形地势依山而建，最初是为了抵御蒙古大军而修建的军事要塞。其建筑设计精巧，各关隘均以巨石垒砌，并有城墙、瞭望台、石壕、箭楼等配套设施。 

　　海龙屯的防御体系呈现出“关堡星布、以点控面、纵深防御”的特点。整个防御体系从外围到中心层层设防，构成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娄山关、三渡关、上渡关等组成，主要作为警戒阵地；第二道防线由养马城、养鸡城、海云屯等组成，主要作为火炮阵地；第三道防线由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等组成，是主力决战场，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其中，飞虎关的三十六步天梯，全长52米，宽4.15米，呈30º的坡形，每级台阶高约0.5米，进深1米多，需手脚并用攀爬。这3道防线层层耗歼，逐次阻敌，构成了长达60余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 

　　海龙屯虽然在宋蒙战争中并未真正成为战场，但其军事防御功能的设计，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中，成为播州杨氏土司杨应龙与中央王朝军事对抗的最后防线。海龙屯不仅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建筑风格融合了汉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杨氏土司统治时期，播州苗族、仡佬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自杨端入播以来，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杨汉英统治时期（元朝初年），播州地区的教育呈现出制度化、儒学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出明显的“汉化”与“地方治理”双重功能。“急教化，大治泮宫”，杨汉英积极修建文庙、儒学和书院，推动儒学教育在播州制度化落地。他还上书请求设学开科，使播州教育从“养士”走向“选士”，与国家制度接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播州宣慰使司派遣子弟到京师求学，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在播州设宣慰司学，除招收土司子弟外，还允许部分民间子弟入学，播州“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逐渐“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他不仅推动儒学教育，更以理学教化地方，强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民族融合。教育成为播州从“蛮夷之地”向“礼乐之邦”转型的关键力量。 

　　自然与人文共生。海龙屯作为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土司制度的历史见证，更是自然与人文共生共融的典范。一是以山水为骨，自然地形塑造人文格局。海龙屯选址“依山为屏，借水为险”，三面环溪，一径通幽，九道关隘沿山势蜿蜒而上，形成“山即是城，城即是山”的防御体系。二是以文化为魂，历史记忆嵌入自然场域。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生，城墙、宫址、水牢等遗存与杨氏土司家族记忆、仡佬族传说、军事战争叙事共同构成“活的文化地层”。三十六步天梯、飞虎关等节点不仅是军事设施，更是土司权威的仪式化表达。行走其间，石阶的压迫感与山体的巍峨形成“人在自然中感悟权力秩序”的精神体验，形成仪式化空间的自然共鸣。三是以生活为韵，现代转化中延续共生智慧。如今的海龙屯通过数字音景还原古战场回声，非遗工坊将拓片、酱酒酿造等传统技艺嵌入旅游动线，游客“白天访遗址，夜宿观星空”，形成“自然—历史—生活”的时空连续体。四是以精神共鸣，从地方经验到文化价值。通过“保护—阐释—体验”，海龙屯将生态保护要求转化为文化吸引力，通过自然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实现“保护遗产即保护山水”的现代共识，是可持续旅游的共生范式。这种“山—城—人”三位一体的格局，不仅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