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后，遭受重大损失，于1934年12月转战进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最重要的保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一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二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而是机械地进行转移，采用了“大搬家”式的行动，让红军携带大量辎重，队伍庞杂累赘，行动迟缓，使红军行军和作战的机动性以及突破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导致了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为重要的是主力作战部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特别是经过长征途中规模最宏大、战斗最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残酷的现实使部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情绪，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进而要求改变领导。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此后，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通过自己坚定的道路自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等逐步巩固和提升领导地位，最终得到了全党信任，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对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伟大进军。 

　　（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最经典的范例。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由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这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领导在指挥和把握全局上能力不足、存在缺陷。危难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扭转革命危局，实事求是地奋起寻找使党和红军能够摆脱困境的途径。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成熟。遵义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左”倾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及会后的实践使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三）为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铸就熠熠生辉的重要一脉。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涵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坚定信念。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党和红军坚定信念的精神。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主力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绝境。在这生死